忽左忽右182 | 盲文与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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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文与现代化（节选）
以下是本期内容节选，预计阅读15分钟
1920年后中国盲文的发展
在分散和统一之间循环
程衍樑
你刚刚其实提到了两个大的盲文体系，当然中间有非常多更细的分支。但总的来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盲文体系形成了偏北方官话的和偏南方官话的两种盲文表达方式。再到后来它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小P
再到后来就很有意思。从 1920 年代开始，咱们熟知的“心目克明”这个盲文体系被发明之后，实际更受欢迎。
程衍樑
因为它比较简单是吧？
小P
“心目克明”的声母韵母法确实比背408个字的“密码本”（康熙盲字）要方便。但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的人发现，新的盲文体系在社会上推广比较容易，在盲校当中推广比较难。新盲文在新设立的盲校中也比较容易推广，而那些老的盲校，因为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教学传统和习惯沿袭，所以反而比较难接受新盲文。比方说北京的瞽叟通文馆，这其实是康熙盲文的创始人所创立的盲校，常年坚持使用康熙盲字，因为毕竟是他们学校的创始人所创立的。
当然到了民国的后半段，到了1930年代、1940年代以后，总体上，心目克明这套系统总体上在全国占据了更加优势的地位。这样一套语音系统，一直到解放后，在1950年代，由一位叫做黄乃的盲人教育家进行了改革和发展，才形成了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盲文体系。
现在的盲文体系大体上还是遵循声母韵母法，只是在细节上比较复杂，有一些双拼和连读，有一些不那么严格、死板地遵循普通话声母韵母法的特殊标识。比如“元”或者“言”这样的字，我们在汉语拼音当中首先会标一个“y”作为声母。但在盲文中不叫 “yan”， 而叫 “ian” 。在新中国诞生后的盲文改进中，这样一些特殊规则试图使盲文的表达更加简化、清晰。
当然也会有标识方法使它的规则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在各地盲文学校的教育中，还是有不统一的地方，尽管大体使用相同的盲文系统，但在细节上各有差异。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到近些年，我国都还在不断推广标准化的盲文系统，使全国的盲文使用更统一和更方便。
在另一个层面，现在的盲文教育也对我们前面讲到的盲文系统有传承。1874年威廉·穆瑞在北京建立的瞽叟通文馆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演变，经历关闭、重新开设等过程，但目前大家还是认可，瞽叟通文馆是北京盲校的前身。而我们熟悉的心目克明这套系统，当时的一个使用重镇是上海盲童学堂，这也是现在的上海市盲童学校的前身。所以往上追溯，其实现在的北京盲校和上海市盲童学校有相当悠久的办学历史，和我国的盲文教育共同诞生、共同成长。
程衍樑
我们刚刚说到，这几种盲文不断在经历从统一到分散、从分散再到被下一拨人统一的过程，出现一个新方案之后，又自动地进行了分化。中国的盲文在那几十年的变化当中，似乎在反复经历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
小P
这个和语言文字也一样。大家如果去看普通话的语言文字发展也会发现，有一些时间，人们可能更推崇的语音语调或者使用上的统一，但当它统一的时候，又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个现实——不同地方的人确实是用南腔北调。我们且不说，对于很多地方的人来讲，方言承载了文化与记忆的情怀，纯粹从日常使用的角度来讲，各地语言的确也有南腔北调的差异。
这个过程有点像钟摆。一方面，当我们摆到“统一”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出，不同地域的语言需求需要得到尊重和关注，当我们开始讲一些历史习惯的、使用习惯上的分歧，又有人提出要统一。普通话的统一、分野、再统一的过程的确与盲文的统一与分化有可比之处。
传教士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奠定起点
小P
对于关照弱势群体这件事情，也是在晚清之后才逐渐从口头落到现实。中国的大臣到海外去之后，普遍觉得英国或者法国才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儒家理想化的社会状态。儒家在纸面上说“社会大同”和“老吾老幼吾幼”，但在中国好像有很多的问题。中国官员很了解国内的问题，到了国外发现，英国和法国做得很好，咱们不说别的，至少对于弱者的关怀比中国做得更好，能够实现儒家的某种目标或者所许诺的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程衍樑
在长达几十年的历程中，基督教传教士这批人其实在里面发挥了非常大的推动力量，但反过来也带来了不少局限。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过，早期基督教会创制的盲文，包括他们用的盲文教材，基本上是以宗教材料为唯一教材的。所以对于那个年代接受盲文教育的这批盲人来说，虽然他们相对于更古的时代，拥有了之前没有的接受教育的途径，但他们接受的基本都是宗教教育，并没有真正融入到更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更主流的教育进入盲人体系还需要等到20世纪，需要更多的中国本土的盲文推动者来参与。
小P
的确是这样的，这已经是近代史中的一个套路了。我们待会讲到的麻风病的保障以及中国近代的医院系统、残障保障、孤儿保障，都有类似的情况。
尽管中国传统在理念上对这些问题是有一些关注的，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其实状态非常差，有很多盲人或者其他的社会边缘人群，其实没办法得到实实在在的救助。所以当基督教的传教士从海外进到中国内地，开始传教，相当一部分的精力是集中在这些社会边缘人群上的，包括盲人、孤儿、麻风病患者、特别穷的穷人等。并且这些传教士也掌握着相对先进的西方的理念，所以在这一方面，可以说传教士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起点。
但另一方面，它的缺点在于，这些事业很大程度上是为传教服务的，在基督教传教事业以外的事项能够得到的关注就不尽然。
另一个明显的缺点在于，传教的基督教社会组织和慈善组织在当时的中国是受到明确的敌视的。
从政府的角度，它是排外的，特别是排洋教的运动实际上是有很多政府色彩在的。民间也有这种观点：一方面，许多民国知识分子或者晚清知识分子内心相当倾慕传教士带来的那些先进的理念。但另一方面，又有很多自立自强之心，觉得不应该把中国的这些事物交给外国人来操持，或者更具体地讲，会觉得把这些东西交给外国人来操持是件非常丢脸和可耻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搞好盲文教育？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搞好公共卫生？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搞好某些医学上的问题？这些自立自强之心混合着羡慕、嫉妒，也混合着很多实际的利益纠纷，导致很多事业在推广时处于一种双方互不信任的状态。传教士可能抱怨政府的支持和物资援助不到位，而当地又觉得这些基督徒只是想着传教，打着搞慈善的名号，其实在挂羊头卖狗肉。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从学习到自己开始做，而学习的过程又是非常复杂和纠结的，许多情绪搅和在里面。
基督教传教士开展的社会活动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程衍樑
刚刚小P也提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待这些来自西方的冲击时，无论是从社会知识层面、思想和意识层面还是从器物层面，心情都是复杂的。中国内部的回应也是不同的，因为中国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官僚机器、知识分子以及百分之八九十都为文盲的民众，看法都是不同的，后者更多的是一些朴素的反应。
我也找过一些这样的案例。最早对于“助盲助残”的西方观念认知最深的可能是一些出使海外的官员，比如说清末的保守派官员刘锡鸿，与郭嵩焘不同，刘锡鸿从政治定位上来说，显然就是一个偏保守的，甚至是站在历史潮流对面的人物。
但当年去到英国之后，他也在日记里面写到，伦敦人最喜行善。他特意提到，英国的残疾人不是在救助机构里面徒手坐食，而是在特设的工厂里参与生产劳动。随刘锡鸿出使的还有张德仪，他也了解过伦敦的养聋哑人会和养瞽者会等具有公社性质的机构。
其实在那个年代，比如在同治光绪年间，西方“助盲助残”的观念就已经被中国的这批涉外的人认识到了，但这批人毕竟是少数。当时去到法国出使的黎庶昌详细调研了巴黎的盲童学校，他自己称呼为“教养幼瞽学堂”。根据黎庶昌的记述，这个学堂当时已成立97年，国家每年给15万法郎的资助，剩下的钱需要到社会上募捐，学校的学制从10岁开始，入学八年为限，记述还包括学生待遇与奖学金系统，黎庶昌对这所盲童学校的研究还是相当深入的。
所以在那个年代，西方，尤其是经过近代化后的欧洲，基于平等博爱以及科学进步发展出来的救助、便利残疾人的观念，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网络，在不断地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中国民众，基于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会产生在今天看来有些矛盾的反馈，有时候是盲目排外，有时候又从善如流、积极响应，这些都同时发生在近代化的过程中。
小P，资深律师